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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的入党故事】云南中华职教社党支部

    来源:云南中华职教社党支部 2017-09-22 09:37:00

        廖转建,1951年12月生,1992年6月入党

        少年时代的我,最敬仰的就是革命传统故事中的女共产党员。江姐、刘胡兰,赵一曼……她们的英雄故事时常让我热血沸腾。改革开放后,我有机会进入电大学习。经过对"文革”的反思,对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学习,我对党的事业,对党组织有了更新更高的认识,坚定了我要加入党组织的决心!八十年代初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我担任了个旧市教育局的基层领导,曾有民主党派的同志想发展我加入,我按自己的一贯的想法很坦率的回答他们:我只想加入共产党。那时,党组织把我列为培养对象。由于工作调动,我来到昆明,新的单位,又得到党组织的关心,帮助和培养,在云南中华职教社党支部,终于在1992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

        王正琴,1963年10月生,1985年6月入党

        我1981年2月从昆明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分到了西山区碧鸡中学任英语教师,成为了一名乡村女教师。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都很艰苦,学校没有一块像样的操场,都是土渣地面,但没有太多影响到我当教师的热情。农村的孩子很朴实,但对英语学科很恐惧,我尽可能引导、带动、互帮、耐心加时间辅导,觉得学生学不懂,教师有义务责任。在接班的第二年、第三年中考成绩在西山区排前几名。除了教学工作,还负责团委的各项工作,活动都要组织学生参与,利用周末休息带团在西山公园车站维持秩序和打扫卫生,还与六路车团委结对子,当时还登了报。我组织的学校集体舞活动也是热烈有序,上午课间操,下午集体舞,改进了学风和校风。我自己在工作和学习中有所成长,在上级党委和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下,我于1985年6月18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10日在西山区教育局庆祝“第一届教师节”大会上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那年我22岁,也是当时最年轻的党员。每当想起那个时刻,我都无比自豪,也是从那刻起,我更懂得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遵守的纪律,随时用党员的标准规范自己,强化四个意识,坚定信念,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路上不忘初心,忠诚担当,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姜永华,1949年10月生,1985年11月入党

        我的父亲是位老党员,曾以全国劳模的身份得到过周总理的接见。他平时对我们要求很严,定下一条家规,不入党不许结婚。从那时起党的崇高地位己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文革开始,父亲以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而关进了牛棚,我成为知青下了乡。返城后在原单位的子弟学校教书。当时我只知道坦坦荡荡做人,踏踏实实工作。一天,书记找我谈话,说我工作不错,想不想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有没有入党的愿望。当时的我还真没思考过这个问题,只觉得入党那么神圣的事情我高不可攀。接后来,组织又找我谈过话,我坚定了信心,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在组织的帮助下,我1985年11月入了党,1986年11月转正。当我把这消息告诉老父亲的时候,他笑得是那么开心,脸上的笑容依然是那么灿烂。

     

        潘庆明,1964年5月生,1989年7月入党

        我出身于一个普通的边防军人家庭,父亲是个老党员,足迹遍及了从滇南到滇西整条边境线。生长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打小就是在方志敏、江姐、董存瑞、黄继光等无数英烈的感召下成长的。大学期间,又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以及中共党史,进一步增强了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理性认识。刚参加工作就被组织列为了培养对象,并于1989年7月1日加入了党组织。可以说是在特殊时期入的党,思想上经受过考验。当时正值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围剿共产主义的一个高潮时期,国内及党内自由化思潮泛滥引发了剧烈的政治风波,并很快烈变成了动乱,很多人因此动摇或退却而退出党组织,其中不乏一些高层次的老党员。身边的一些同学也参加了闹学潮,是我党面临又一次巨大考验的特殊时期。当时我参加省委讲师团并负责华宁支队工作,经过慎重思考,毅然选择加入了党组织,并感到无尚荣光!这次入党故事主题日活动十分有意义,是又一次通过学习教育,清扫思想浮尘,增强理想信念的有效方法。回首往事,心潮起伏,让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从严治社,加油在路上!

     

        郭宏,1981年6月生,2004年12月入党

        我是在15岁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在24岁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学生时期,我始终认为,入党这件事,比起老一辈人的政治意义来说,对我们这一代生活在和平幸福年代的年轻人,似乎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价值意义。在小小的心灵当中,形成的概念更像是:入党=优秀。所以,在我成为一名团员后,始终把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作为成长为一名党员的途径。1999年军校毕业后,我服从组织分配,欣然来到位于内蒙古临河的边疆科站。对于我这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这座军营的生活条件是我所料未及的。木质的窗框已经残破,冬天需要封死,用塑料泡沫塞满缝隙才能少露一点寒风,没有自来水,河套盐碱地的井水又苦又咸,颜色比茶水颜色还要深,整个科站连上家属和后勤士兵也只有二十几人。但我始终认为,对于当时20岁出头的我,艰苦的环境不是我最大的困难,耐得住寂寞,守得住边疆,才是能够真正得到成长的挑战。2004年,我用自己的踏实工作和吃苦耐劳,终于得到了被列为党员考察对象的机会,在12月也顺利的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在那一刻,我为自己承受住了考验而光荣。

        然而,就在我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几天后,发生了2004年印度洋海啸这个人类史上少有的巨大灾难,看着每天不断报道的新闻,我的内心第一次被如此沉重地冲击着,对生与死,责任与担当,开始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而就在此时,针对当时纷乱的国际形势和各类不确定信息,我们科站作为信息部队,应上级要求迅速成立一支专项工作小组。当科长征求我是否自愿加入小组,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需要3倍以上的工作强度时,我第一时间想到了一句话:“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是的,就是这句郑重宣告的誓言,我毫不犹豫的表示立刻加入,并坚决完成任务。

        专项工作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次集体会议召开,我惊讶地看到了我们支部的所有党员同志,甚至是正在休假的党员同志也迅速返回部队投入到工作中!这一刻,我看到的不只是优秀,也不止是光荣,更看到了作为党员,始终冲在最前线做先锋的最美姿态和责任担当!这个画面,也永远的定格在了我的心中,慢慢内化成为了一种共产党员应有的性格。

     

        余朝荣,1951年9月生,1977年2月入党

        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从小就受着家庭的正面宣传教育。我父亲是思想很正统的老党员,只要家里有谁说句共产党不好,马上就跟谁翻脸。“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思想扎根我心,从小就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好好工作,好好做事情,好好干革命。所以1969年下乡后不管在任何场所我都积极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再苦再累都不怕。西双版纳的天气、环境都很严峻,但自己没有放弃。后来部队到版纳去招兵,看到我为人比较正派,政治背景、家庭背景都合格,于是我在1973年到了部队当兵。在部队,我受到了同志和领导的重视和培养,当时能在部队开车是很不简单的事,一个团就两辆车,我靠平时的努力获得了领导的认可,当了驾驶员。也因为平时自己表现优秀,1977年6月,部队的政委担任我的介绍人,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定跟着党走的信念,很高兴看到现在国家发展这么鼓舞人心,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人已经扬眉吐气了,不再是以前那个任人欺凌的国家。对于我来说,这一辈子就是跟着共产党走了。

     

        余晋,1982年8月生,2014年12月入党

        作为一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的年轻党员,回顾入党的经历,仿佛还在眼前。早在刚工作的时候,就曾经有过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但是由于业务工作的繁忙而一度搁置了下来。直到进入职教社工作以后,在社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一方面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提升自己,希望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思想和世界观的改造,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人,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也是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远大目标,祖国越加繁荣富强,蒸蒸日上,这标志着我们党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带领全国人民最终走向繁荣富强的决心和信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能发展中国。作为一名积极要求进步的人,我渴望加入到这个光荣的组织中,将自己的个人价值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更好地统一结合起来,把对党、对祖国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热情投入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中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征程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努力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王学光,1975年5月生,1996年7月入党

        说起我入党的故事,不得不从我参军入伍说起。军营生活的一幕幕又再次在我脑海里浮现……

        记得在新兵连去挑粪,用黄色的军用洗脸盆,一盆一盆地抬,早上还响晴的天顷刻便大雨倾盆。在泥泞的土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的跑来跑去,雨水和着汗水还有粪水溅到脸上,流到嘴里咸咸的涩涩的,可是为了给班里争得一份荣誉,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记得那天晚餐,装菜的盆也是军用盆,那颜色,那菜的样子总让人浮想联翩,尽管心里怪怪的,但丝毫没有影响饭量……

        到机关后,我光荣的当上了政治处文书兼放映组组长,并有幸参加了许多专项教育和大型活动的工作,成天写啊、画啊,那年搞共产党员先锋模范意识教育,硬是三天没有合眼,一遍一遍地校稿,那种工作热情真高,组织股、宣传股联合,硬是把咱们的专项教育搞得军区出名,现在想想那时还是一个愣头小子的我,愣是用还略带稚嫩的手参与完成了那么重大的任务。正是出色完成了任务,我也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进行考察。

        也许是因为表现出色,当兵第三年,本想退伍的我被所在部队推荐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政治学院军队文化管理专业。入校的前几天,我通过了预备党员的预备期考察,成为一名正式党员,那一年我22岁。当兵的三年是我不断成长,不断提高的三年,也是我从一名入党积极分子逐渐成长为一名正式党员的三年。几年的军校生活锻造了我坚强的革命意志,特别是面对1998年那场历史罕见的洪水,我真的成熟了起来,并从中体味到了党员的价值和那一份责任与担当。

        险情发生接到救灾任务后,我们来不及电话告知家中的父母就奔赴了抗洪第一线。为了做到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防止发生意外,我们每一名正式党员临上大堤前都写了遗书。面对3000名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我们已经来不及考虑自已的生死。哪里有险情,我们就冲到哪里,哪里有管涌,我们就堵到哪里。为了尽早控制住险情,我们跑不动了就走,走不动了就拖,拖不动了就拽,拽不动了就爬,实在是爬不动了就把手插进泥土里一点一点的往前顶。一袋袋的沙石、一车车的土方和我们与洪水斗争到底的坚强的决心铸成了一座冲不垮的长城,最终洪水退去了。在与洪魔做斗争的7个日夜里,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军人神圣的使命和崇高的责任,也让我对党员的称呼倍加珍惜。

        没有军营生活的锻炼,我成为不了一名部队军官。没有当兵的经历,我可能还不知道共产党员这一称呼的价值和军人这个称谓的真正含义。十年弹指一挥间的军旅生涯,让我甘于平凡寂寞,因为正是在早出操晚点名、外出请假、集合拉歌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

     

        钱碧琦,1950年1月生,1992年6月入党

        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我,虽然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生的一代人,但在内心深处入党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奢望。只想埋头苦干,做好本职工作,工作出了小小的成绩,得到李慧芳校长姜永华老师两位老党员的帮助鼓励才萌发了申请入党的愿望。特别是"六四"事件期间身居高校的我,一段时间中天天看到大学生情绪冲动,集会游行,很多人不明究里,受到挑动,质疑党的领导,我们经历过十年动乱,深知内乱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我重读《中国通史》以及翻阅有关党史的文章,也和老党员一起探讨局势,最后坚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具备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成功的信念,在那个人心动荡的时候交出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

     

        王黎,1984年7月生,2005年5月入党

        我是2003年底提交的入党申请书,那时候我在云南民族大学上大一。有一天晚上宿舍里很多人开始写入党申请,那时候我并不太懂入党意味着什么。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每年建党节村委会的党总支都在我们学校操场上召开优秀党员表彰大会,那些戴着大红花的叔叔伯伯爷爷在我眼里无比高大,无比光荣,尤其里面的女党员更是令我崇拜。而且小时候听爸爸妈妈说过,好的共产党员要比别人能吃苦,不可以跟别人争利益,如果遇到危险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我心想,积极写申请的那些同学一定都能做到这些吧,我自然也是能吃苦的,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而且要努力做得更好。冲着这点不服输,我也想加入党的队伍,于是熄灯后跟大伙儿一起打着手电筒写好了入党申请书交上去。后来,第一批入党的人员名单里没有我的名字,比我更优秀的4位同学先加入了党组织,我没有灰心丧气,仍认认真真学习,踏踏实实做人,向优秀的同学学习,努力提高自己,同时继续向党组织靠拢。终于在2005年5月,我通过了组织考验,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2005年到2006年期间,按照我们学校的教学计划,我们班到泰国交换学习一年,那时我正在预备期。按照学院党支部的要求,在泰国期间我们也要定期开展组织生活,坚持学习。我们班级的4名正式党员和4名预备党员成立了党小组,每个月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在宿舍外面的亭子里学习从国内发来的材料。泰国天气闷热,晚上室外蚊子非常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没有漏掉一次组织生活。这段经历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时刻提醒着我,党员是一个庄严的身份,参加党组织生活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纪律,是一名党员应该享有的权利,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

        2006年11月我顺利通过预备期,成为了一名正式党员。我是入党后才开始成熟起来的,在这个先进的组织中,很多优秀的党员同志影响着我,鞭策着我,要努力做和他们一样优秀的人。党员的身份时刻提醒着我,要比别人更能吃苦耐劳,要比被人更淡泊名利,做事要比别人更卖力,做人要比别人更谦和。要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不是用嘴去说的,是踏踏实实一点一滴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