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黎贡山云雾绕，澜沧江险波涛涛，怒江天堑运输线，崎岖艰险抗战路……”
9月3日晚，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传出时而高亢、时而平缓、时而深情的音乐与歌声。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滇缅公路通车80周年的爱国主义情景组歌《南侨颂》正在这里上演。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到1938年底，中国半壁江山被日军占领。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来自马来亚（包含如今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泰国、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地的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机工，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在当时我国与国际联系的唯一交通要道——滇缅公路上运输物资、抢修车辆。这些南侨机工中，有1800多人长眠于祖国西南边陲的土地上，也有一部分人回到了南洋，还有一部分人留在了云南。
《南侨颂》通过交响合唱和情景组歌的形式，饱含深情地艺术再现了这段历史。《南侨颂》的文稿创作人叫陈达娅，她的父亲陈昭藻正是一名南侨机工。
“父亲在世时，我们几乎没有交流、没有沟通，他也从未主动说起过他的特殊经历。”陈达娅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父亲一直被认定为有海外关系的复杂人员，这对他们家影响很大，也使得积极要求进步的她处处碰壁，给她的童年、青年带来了阴影，她为此怨恨父亲，刻意和他保持距离。
“父亲1987年过世，1989年昆明西山南侨机工纪念碑落成时，我才隐隐约约知道了父亲是一名南侨机工。”陈达娅讲述，2000年，她和几位健在的南侨机工重走了滇缅公路，才开始真正触碰南侨机工这段历史，开始重新认识父亲。
“从2004年起，我几乎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泡在档案馆里。我阅读历史档案，阅读有关南侨机工的书籍，收集整理父亲和南侨机工史料……”陈达娅说，在查阅南侨机工档案的过程中，父亲的形象在他心目中渐渐变得高大起来。
陈达娅讲述，她的父亲出生在海南岛，16岁时，由于家中生活贫寒，父亲与同乡结伴，离别了家人，到新加坡（当时的马来亚）去投奔哥哥。20岁时，他便具备了相当熟练的机械维修及汽车驾驶技能，并在那儿成家。1939年，身在新加坡的父亲得知招募机工回国抗战的消息后，与20多名海南同乡一起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当时征召服务团有年龄限制：20至40岁。父亲当时已39岁，他怕报名后落选，把年龄改成32岁。那时，父亲在新加坡的妻子已经病故，只有一个不满10岁的女儿与他相依为命。为了回国支援抗战，他买了张船票，把女儿送回海南交给祖父照顾。
“抗战结束后，父亲因错过返回新加坡的机会，最终留在昆明。后来，他认识了我的母亲，成家定居昆明。”陈达娅讲述，在她的记忆中，父亲总穿着一身单位发的劳动帆布衣服，家里的生活一直很清贫。后来，父亲因南侨身份，遭受长达多年的劳动隔离改造。直至1973年恢复自由，父亲才得以返回昆明和他们团聚。
在整理南侨机工史料过程中，南侨机工的形象在陈达娅心中变得丰满鲜活。
长达千余公里的滇缅公路，跨越了地质情况极为复杂艰险的地区，加上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险象丛生。南侨机工翁家贵在保山的婚礼与硝烟擦肩而过，成为抗日救国中一段特殊而传奇的婚礼；罗开瑚、罗豫江、罗豫川叔侄三人同赴国难，叙写了一页悲壮的传奇。据《华侨先锋》记载，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平均每天输入军事物资达300吨以上。从1939年到1942年，共抢运军需物资近50万吨，15000辆汽车，运送远征军达十万人次。之后，又加入驼峰飞虎队、印度远征军协同作战……
这些年，陈达娅一直致力南侨机工历史研究。她与另一位南侨机工后人一同编写了书籍《再会吧南洋》《南洋1939》，还远赴海外父辈当年生活过的地方讲述南侨史，推动成立云南南侨机工学会，推动海南建成南侨机工雕塑，筹资编排并演出了情景组歌《南侨颂》，把父亲和战友的故事讲述给后人，让更多的人知悉并铭记那段历史，让爱国主义精神永远传承。
从耻于谈及父亲南侨机工的身份，到自豪地宣称“我的父亲是南侨机工”，陈达娅对改革开放最深刻的体会，就是通过改革开放，“海外关系”得到充分肯定，华侨华人的权益得到更多保障，华侨华人作用得到更好发挥。“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不可能在这里讲述南侨机工的历史；没有改革开放，海外华人就不可能重走滇缅公路，缅怀这段英勇悲壮的过往；没有改革开放，《南侨颂》也不可能走出国门，在华侨华人中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陈达娅认为，“海外关系”不仅是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独特机遇和重要资源，也是未来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强大动力和重要优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海外关系”必将凝聚起更多华侨华人的力量，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程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