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竞武（1903-1949），原名敬武，黄炎培先生次子，上海市川沙县人。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竞武从小受父亲思想影响，“鲠直有父风，读书能识大义”，他以民盟、民建双重身份，积极进行反内战、求民主的爱国进步运动。1949年5月 18日牺牲于上海。
黄竞武与家人合影
黄竞武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4年考取公费生留学赴美。在哈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1929年秋，黄竞武满怀一腔报国热血回到祖国。他任蚌埠稽核所所长时，因“拒与奸商合污舞弊”触犯了上司，先受到停职处分，再被贬到僻处海隅的青口稽核所任所长。在青口，他整顿盐务，革除弊政，解决了青口与板浦之间交通问题，受到民众一致赞誉。通过深入社会的底层，黄竞武看到劳苦大众的艰难生活，痛恶社会的腐败，更加坚定了改良社会的信念。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黄竞武被迫中断在青口的工作，辗转西撤，退到湖南，任阮陵稽核所所长。不久入川，转任重庆中央银行稽核专员。黄竞武身为重庆中央银行高级职员，尽可养尊处优，但他一心投身到抗日民主运动中。他开始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著作，积极靠拢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
1941年，黄竞武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并曾任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委员和国外关系委员会委员。国共和谈时，他一度担任周恩来与美国人士会谈的翻译。抗战胜利，黄竞武随中央银行迁回上海，担任上海中央银行稽核专员。1945年底，他与沈志远筹组民盟上海组织，1946年2月被选为民盟上海市支部筹备委员会召集人之一。8月，民盟上海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他当选为执行委员。1947年5月，民盟上海支部改组，他仍被选为执行委员。与此同时，他还参与筹备民建上海分会工作，团结民族工商界爱国人士，积极开展民主革命运动。
1947年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活动转入地下。黄竟武从上海托人传递民盟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的消息，并不断输送《华商报》和民盟在香港主办的《光明报》交到南京民盟地下组织。由于黄炎培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民建的很多重要事务就由黄竞武代为联系。1948年下半年，白色恐怖日趋严重，民建处境愈加困难，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指定了15人组成民建上海临时干事会，领导和组织会员开展地下活动。黄竞武在临危之际受命为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负责组织工作。他工作的中央银行404办公室即首先成为秘密联络点。
对于民盟、民建遭到国民党变本加厉的打击迫害，黄竞武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国民党的目的就是要分化、镇压民主力量，孤立中共，但这是万万办不到的。只有跟着共产党，中国才有希望。黄竞武一方面积极投入民盟、民建争民主、反内战的地下斗争，一方面策划建立地下转移站，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协助中共地下组织做好保护和撤退民主人士的工作。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逼近浦口，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并阻止国民党将中央银行库存的金、银、美钞等偷运台湾，根据中共地下党要求，黄竞武利用自己在中央银行工作的有利条件，收集整理国民党政府“四行两局”（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业四个银行和中央信托、邮政储金汇业两局）的情况和有关金融资料。他一心想着要保存好国家财产：“如果解放的是一座空空的上海城，怎么养活600万人口？”他对新中国满怀希望：“我们要团结好工商界朋友，准备为新中国服务。”许多工商界人士在他的反复宣传、劝说下留了下来。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黄竞武发动中央银行部分职工罢工抗运，又通过工商界、新闻界揭露中央银行的偷运阴谋，团结金融界出面干涉，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其偷运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他还与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策反。
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加紧镇压民主力量。许多人劝说黄竞武赶快离沪。但他仍以革命工作为重，坚持留在上海。他说：“现在的工作很重要，我决不能因个人的安危而使工作陷于停顿”“越是在紧要关头，越要坚守岗位”。
黄竞武的被捕地点——上海外滩国民党中央银行
他积极帮助中共策反税警团，但不幸于5月12日，在外滩中央银行的办公室内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绑架，押上警备车而去，从此不知下落。
27日上海解放后，6月2日，黄竞武等13位革命志士的遗体在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监狱所在地被发现，身上五花大绑，头套麻袋，指甲全被拔去，右腿被打断，遍体鳞伤惨不忍睹。后经证实，黄竞武在狱中备受酷刑，于5月 18日凌晨惨遭活埋遇害，时年47岁。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黄竞武为革命烈士，公葬于川沙烈士公墓。
黄炎培曾为黄竞武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文中说:“竞武！你死了，倘若你预知死后八天，上海六百万市民便得解放，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万人民将先后得到解放，竞武！你虽死得惨，也可以安心了。”